电视剧《无悔追踪》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1949年解放初，公安肖大力怀疑邻居冯静波就是他所想要调查抓捕的潜伏特务，虽然多年里冯的表现看来始终 无可挑剔，抓不到任何把柄。期间肖甚至因为研究潜伏的联络暗号而被打成特务，多难时刻冯伸出援手，两家儿女也感情甚好，但肖对冯始终抱有极深的怀疑，30 年后要求正式立案调查冯，遭到嘲笑，而白发苍苍的冯静波最终自动承认了自己的确是特务。

这个故事令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是什么力量使得一个人能坚持三十年如一日地怀疑另一个人？虽然在电视剧中肖大力是作为一个正面角色被塑造的，然而这 只是因为他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又是什么让他相信自己所抱持的信念是正确的呢？在这个信念背后其实隐藏着令人悚然的东西：如果坚持对一个人采取有罪推定， 那么这种顽强的预设立场将使嫌疑人无论做什么都会难以摆脱怀疑。拉丁文中偏见的原意就是“事前的判断”：一个人就是他行动前的样子，不管他做什么都改变不 了你原来对他的看法，而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事实上是每个人都难免的。如我们所知，这也是种族主义的本质。就像这个世界上仍有很多人心底里认为：日本人不管 怎样，他到底是日本人——这里“日本人”一词可以置换为其他任何族群的称谓。

我们所抱有的坚定信念，常常会发展成这一类带有神秘属性的信仰。如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指出的，“经验特别无力反抗……神秘属性的信仰：永 远能够在有利于这个信仰的意义上来解释任何事情。”这在原始部落中是极为常见的心理特征，假如一个人深信施巫术后自己能刀枪不入，当他受伤后不会因此就认 为巫术无效，相反，他会首先去猜想有人暗中亵渎了灵物。一个法国人在西非阿散蒂人中旅行时，向一只鸟开枪没射中，周围的黑人立刻说那是一只打不死的神鸟； 第二枪仍未射中，人群越发情绪高昂，可是……第三枪射中了，人群在一阵慌乱后迅速恢复平静，他们解释说，那只是因为他是白人，所以灵物的戒律暂时失效了。 通过这样的解释，人们保护了自己所持有的神秘信仰。就像在《无悔追踪》中，尽管大量经验给出了反证，但这种理性的证据绝对无力对抗肖大力非理性的怀疑。

误以为经验能证伪和对抗这类神秘属性的信仰，是一些浅薄的无神论者经常抱有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如果求雨而雨未至，或像西门豹一样把巫婆扔到河里去 而没请来河伯，就能证明巫术或宗教的无效。但实际上正如德尔图良的名言所说的，许多时候“正是荒谬我才相信”。经验层面的失败常常非但不能破除迷信或宗 教，有时相反极大地强化了它，这类例子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胜枚举的：

从汉魏南北朝至隋唐一千年里，国人深信炼丹能获长生，虽然事实上从未有人因此登仙，但炼丹术却并未在不断失败的实验中式微，相反愈加蓬勃，唐朝时烧 炼之学畛域巅峰，术法之繁远迈前代。唐朝从太宗到僖宗，几乎每个皇帝都在炼丹，唐代帝王服丹药致死者有六人之多，王公大臣死于此难以计数，白居易讽刺韩愈 这样有见识者也难免俗：“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痊愈”。为什么会这样？不仅是时代的“意见气候”使然，而且只要抱定某一信念，那么一旦实验失败，人们只会 在经验层面上总结教训，而不会质疑整个信念体系。“他们不会认为不可能烧炼出仙丹，只会说其他人的烧炼方法是错的，照那种方法炼丹，一定会吃死人。所以失 败的例子越多，越能证明唯有他自己的办法才能制出真丹。”（龚鹏程《道教新论》）因此，越是失败出错，越能坚定人们的信念：求仙是不易的，是一门需要极高 智慧的“高科技”行业，也因此，得道就显得更珍贵了。

西方也一样，Keith Thomas在《巫术的兴衰》中指出，英国人在17世纪末之前都极端迷信占星术，“任何一个占星家的错误只会起到巩固整个体系之地位的作用，因为主顾的反 应是转向另一个从业者，以获取更好的咨询意见，而占星家本人则重新检查他的计算，看看错在哪里。”塔西佗《编年史》中也辩解说，占星“预言之有时不能应 验，乃是由于不老实的预言者乱讲他并不理解的东西，这样预言的信用就被玷污了。实际上，在古代遗迹现代，都有许多极突出的证据证明了预言的正确。”他说这 话的原因之一是他本人就很相信星占学。相信鬼神、上帝、妖仙的存在都带有同样的特征，即其自我证实的特性，人们可以容忍每个挫折和失望而不丧失其信仰。如 果我们觉得这可笑，那不妨想想自己对外星人和UFO的观念：虽然各国政府竭力辟谣，科学家迄无证据证实外星人存在，但仍有相当多人坚信外星人是真实存在 的，只不过我们计算有误、科技手段有限、政府隐瞒以及外星人不想直接骚扰地球人，我们才未能与它们面对面沟通。经验的证据（看不见外星人及缺乏确凿事实） 决不能足以让人相信世上没有外星人和UFO，相反，他们深信已经看到了许多微妙的“痕迹”可以证实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这种证明自己信仰正确的痕迹和证据，基本上要找总是能找到的，在这方面人人都有很大的本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充满着极多的信息，为了使自己获得一个坚定的立足点，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筛选信息——在此过程中，我们特别容易采信与原本所持信念相类似的信息，因为这些我们“愿意相 信”。云南通海县的卡卓语据戴庆厦等专家研究认定属彝语支，但操卡卓语的却是当地的蒙古族，在他们对蒙古的民族认同感支配下，人们不愿意认为自己讲的是一 种接近彝语的语言，当有人提出卡卓语有蒙古语底层时，他们很快就接受这种错误见解。《天龙八部》第19回，阿朱编造了一个故事，故意将人们的想象力朝“姑 苏慕容”的方向去引导，结果群雄人人都是一副“果然不出我所料”的样子，在自作聪明中全被这个小姑娘给骗了。

神秘属性的信仰本身要求人们尽量去寻找和关注相关证据，既然这个预设的立场是不可更改的，那么现实就只有适应理论了。如果人们相信地球是方的或平 的，他能找到大量证据——甚至比证明“地球是圆的”的证据还要多多了。金正日在大学时不相信朝鲜人是从经历了旧石器时代的邻国迁移而来，不相信“朝鲜民族 是别人的后裔”，“断定朝鲜必定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物，后来果然就发现了”（《真实的朝鲜》）。1930-50年代苏联人一度刻板地用马克思历史阶段分期 来套用各族群的社会发展，竭力地从民族志资料中发现这些阶段的证据，使田野工作带上了严重倾向性。“他们几乎总能找到自己想寻找的证据，一位民族志学者甚 至自创一个部族，因为理论要求有这么一个部族。”（《中国人类学逸史》）

更有甚者，当现实的经验与理念出现反差和背离时，人们的第一反应不会是去质疑自己信念的理论前提，而是去修正这个经验。二战中途岛战役前海图演习 时，日本联合舰队沙盘推演的结果是“赤城”号航母被击沉，但日本海军参谋们却坚信它不可能被击沉，因此他们非但不设法补救，反而认为这是高估美国海军导致 的演算错误，居然把演习结果推倒重来！史迪威上将曾直言不讳：“日本军队没有纠正错误的能力。”但实际上这事却并不像看上去显得那么荒谬，举例来说，假设 现在有学者计算中国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吃惊之下觉得自己的计算哪里出了问题，因为他的常识告诉他：美国才是世界第一大国，中国不可能 在计算中排列第一，理论上这是现阶段不可能的事。在这种常识（爱因斯坦说：“常识，是18岁以前在头脑里沉淀下来的偏见。”）、信念、习俗、信仰等种种保 守性质的观念力量下，一个人其实是极难去检讨和质疑自己理念的基本前提的。

当然有一些命题比较容易被证伪。艾森豪威尔时负责远东事务的第一任助理国务卿Robertson曾说：“像中|共这样邪恶的政权永远生产不出500 万吨钢。”——现在中国年产钢已超过10亿吨，因此他这个能够被经验所推翻的理念就难以成立了，但如果命题具有较强的神秘属性就能很安全，因为它几乎无法 被证伪，例如现在仍有很多人会说：“中国这样的邪恶政权永远做不到”民主之类的其他一些东西，它们就不像500万吨钢那么容易被证实或证伪。同样，“资本 主义终将灭亡”这一命题也很难被其坚信者所放弃，因为除非到了世界末日，谁都不能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正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工程的大规模实验的失败， 似乎对真正激进的西欧知识分子没什么影响，尽管他们的数量也许减少了”（《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因此，卡尔·波普尔常说，我们总是从小错误中获得教训，但要从大错误中获得教训若非不可能也非常不容易。 按我的理解，所谓小错误是一些经验层面的东西，而大错误则涉及信念的基本前提。例如炼丹吃死了人，道士第一反应肯定先是去寻找自然和技术方面的原因（成 分、火候等是否弄错了），也足以让他在这些方面吸取教训，但如果要让他去考虑这是炼丹术整个信仰体系根本就是错误的，那是他极难接受的。非洲铁匠在铁器锻 造出问题时就抱怨那是因为有女巫经过，这种巫术偏见会“使他不去考虑如何改正不足，而纠正不足乃是任何进步的首要条件。顽固的巫术带来的是停滞或退化”。 即便在现代学术中，当碰到理论不符的状况时，大部分人也都不会迅速去质疑理论本身，因为用沐君同学的话说，“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证伪的可能性都非常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理论来穷尽所有可能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

因此，即使一种观念演变成了神秘属性的信仰（这是很容易的事，比如许多人坚信自己的恋人“永远都对自己好”），甚至看起来显得不理性和荒谬，但很难 说信念的持有者就是愚蠢的，他们只是很难将自己的信念客体化对待——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做到。而这种信念的冲突也正因为双方的难以调和，而最终变成 “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僵持局面。大概也因此，佛教中观派才主张一切事物都是名相，也就无所谓真实与虚妄，只有破除了执著名相的偏见，才能达到最高 的真理。

事情也并未就此结束：独持一种与众不同的信念，固然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无悔追踪》中的肖大力一样，30年里只有他一个人自始至终地坚持 怀疑冯静波；然而这种坚持往往也给人以一种独特的自我认同，到他最终破执著后，如果不能在精神认识上更进一层，那也就泯然众人了。岩井俊二拍过一个短片 《Arita》，广末凉子饰演的女主角有天分能看到一个特别的精灵Arita；但除她之外别人都看不到，渐渐地她对自己所见的信心也动摇了，最终失手烧死 Arita，精灵从此消失，她也变成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女孩。这个寓言不也是所有人的困境吗？

BY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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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正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维持社会与文化的稳定而又同时促进社会与文化的进步（易言之，维护与滋养自由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一个丰富而有生机 的传统。……可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潮的主流却偏偏是：一方面企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兴起与泛 滥。……这是中国近代与现代思想发展的最大矛盾之一，也是过去中国自由主义内在的最大困扰之一。”

相信有不少人看到这段话时，都会像我当年第一次读到它时那样为之动容。它出自林毓生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所写的自序。欧美的自由主义的确常常 是从其传统中获取滋养和力量的，而我也相信所谓“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应有对母文化的深切了解。因此当读到这一段时，我心底不免庆幸终于有人意识到了这一 问题。

然而随后阅读林先生的著作，我却极少见到他本人对“丰富而有生机的传统”有何建设性的论述。去年冬恰巧有机会在上海面见林先生，使我愈加意识到他实 际上对中国传统是相对隔膜和欠缺基本同情的。席间他说乃师殷海光其实并不知道何为“自由主义”，只是自己构想出自由主义者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再以此自我要 求——而他予我的印象则是，他的脑意识到自由主义需要一个富生机的坚定传统，但他的心却是反传统的。他对陈寅恪的批评是“对西学不甚了解”，且太“骄傲 ”，“西方一流的学者就没有这个毛病”；在他看来，现在“如果英语都不好，那还做什么学问？”

此后不久，在美国执教的徐贲先生在季风书园有一次演讲，我也躬逢其盛。他所谈的主旨大致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高等”，在于传统希腊罗马经典的 不断释读，维持人文教育的延续性，从源泉中获取精神力量。话语中他自然少不了讥刺国内现有教育体制的缺陷。——再一次听一个自由主义学者谈到“传统”，但 这到底是谁的传统？是什么样的传统？我当场忍不住提问：如果徐先生认为中国现在的人文教育缺乏传统经典的释读，那么你觉得中国人应该读苏格拉底还是孔孟？ 他略思考了一下，只向人群说：“他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是的，大家都意识到了自由主义不应是无本之木，它的生长需要得到根部传统的滋养。林毓生和徐贲两位先生均执教美国多年，在欧美谈论这个命题完全正 确，且理应如此，但移植到中国的环境中就全然不是这么回事了——自由主义本来就是近代嫁接过来的，原本就没有这个传统，而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又与之凿枘不 入。五四一代学人激烈反对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根因在此，林毓生指责他们“是无法对其言之过甚的主张之缺乏反省完全辞其咎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与民族 主义在思想上的混合，产生了极大的紧张，造成了日后中国思想史与政治史上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倒也直指病根，但吊诡的是：痛斥五四一代反传统造成中国思 想界脑震荡的林先生本人其实也是反传统的。

新儒家等浸淫于传统文化的学人，差不多都很讨厌五四，认为新文化运动自伤文化命脉，延至文革终于将传统中国文化几乎攻击破坏殆尽；追根溯源，乃有人 认为“赤祸”的源头“胡祸”（胡适倡白话文运动）。但在反对的一方看来，中国传统并不能导出现代民主思想（林毓生曾指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这一命辞并 不蕴含作为民主思想基石的“主权在民”观念），在自由主义者的眼里，传统与专制几乎是同义词，一如白鲁恂所言：“就整个东亚地区而言，任何独裁行为的征 象，一般均被解释为：那是儒家所遗留的痕迹。”最终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就变成唯有放弃儒家传统，或转化之，方能实行民主。韦政通说得最决绝：“民主是民 主，传统是传统，两者不但不相干，而且要实行民主，就必须抛弃中国的传统。”必须彻底摆脱传统（及新儒家这样的余孽），中国才有希望——不无巧合的是，韦 政通所著《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与林毓生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书名相差无几，林毓生也是倡导将传统定性、定位后予以转化，才能走上民主的大 道，林只不过将“抛弃”说得委婉一点罢了。

对更年轻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对传统往往就更缺乏耐心了。日前看到刘瑜的一篇新blog， 在引用柏杨《中国人史纲》（她居然会看这么垃圾的书，也是我相当意外的）中北齐高洋看望被自己监禁的两个弟弟后，高歌流泪，然后持铁矛向两人猛刺。刘同学 带着讥讽口气问：“那些‘热爱中国传统文明’的人，能具体说一下热爱的是哪个部分吗？是‘不禁流下眼泪’的部分呢，还是‘向二人猛刺’的部分呢？”——但 这种毫无价值的问题除了反映刘同学对传统的憎厌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因为你问什么样的问题，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答案本身是被问题所限制的，正如记者 也可以提问的方式来引导整个采访过程。如果摘取尼禄和卡里古拉毫不逊色的残暴片段，岂不也可以作同样的反问吗？

中国思想界的这两派之争，与19世纪俄国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颇相类似：两派都爱俄国，都认为俄国只有走自己所倡言的道路，才能自立自强；所不同 的是前者将它视为婴儿，后者将它视为母亲。这种分歧和冲突几乎在每一个后发国家都存在，而与西方现代文明异质的大国则冲突尤为剧烈罢了。倾向传统者易于被 指责为顽固保守，在危机年代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改变，可能会丧失它最想保留的东西；而其反对者则持有一种普世主义的价值观，现代思想被视为进化序列的高一等 级，而不是中/西之间空间上的平等关系。

经过了近代数百年的动荡变革，许多国家的惨烈试验已经告知世人：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完全摆脱传统是不可能的。剧烈的反传统往往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文 革对传统文化的戕害，国人大概没几个觉得是好事；而像土耳其等甚至有过极大决心变革的模范生，如今变成了亨廷顿笔下“无所适从的国家”。这是一个国家灵魂 深处的内战，痛苦而漫长。传统当然并不总是好的，但问题是：如果把传统去掉，那么“我是谁？”——反传统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往往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如今人们似乎都知道“传统”正是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一些东西，不但不应放弃，实际上也是我们摆脱不了的；然而知道道理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一 回事。如龚鹏程批评的，五四以后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实际思维方式、语文使用、观念架构上，均已无法再像五四前的知识分子那样深入传统，或借传统以 批判传统。反倒是外文的使用日益纯熟，他们要拥抱传统时，自然便去拥抱了西方文化的传统。”——如果毫不客气地追问下去，林毓生和徐贲所说的“传统”，难 道不正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吗？这也正是他们本人现在拥抱和教授的。而这难道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所需要的答案吗？当然，从族群政治的角度来看，完全被同化，要 比自由通融地出入于两种文化容易得多，精神上也少受一些痛苦。

不论中国文化未来是否能复兴，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事实上也须对母文化有基本的同情与了解——这件事比五四一代的破坏难做，但非做不可。基于此，任何 一个以五四思想传人自命者，应当自问：自由主义是否需要一个有生机的传统？那是什么样的传统？又怎样对待这个传统？毕竟在中国，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对待传统 的态度上最容易看出他的思想深度，以及他是一个怎样的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