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没了。因为她觉得这个世界太不真实。这个时候，说值得不值得的话都是多余的。我还记得前些天在楼道里碰到她的情形，行色匆匆，欲言又止。

我是2003年认识李颖的，通过非典。她和另外一些同事避难到长沙，瞿优远社长送给她一副网球拍当见面礼。那时候我在综合部当编辑，对网球不感兴趣，做得无精打采。心想总算来了个垫背的。她的位置被安排在我前面隔断里。第一印像是这个瘦丫头挺会来事，没几天就跟我们打成一片。她开始主动在MSN上跟我打招呼，先是扯淡，混熟后逐步深入到报社的一些情况以及个人前景等一些她关心的话题。我回答她：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她大乐。从此算是真正入了伙。

那个时候，我们总是通过MSN聊天，面对面倒显得无话可说。她当时在挂在线上的名字显示是“SNLY”，问什么意思？她让我猜，我不知道前两个字母是她的另一半，就说“傻妞李颖”。

后来，她走之前，名字只剩下后两个字母。

李颖操一口胡同味的北京话，别人得翻简历才能知道她是重庆娃。跟报社几个同年龄人聊天也常以“姐”自居，经常见她拉帮结派：“有什么事跟姐说。”“想上哪儿，姐带你去。”整个一北京侃姐。

闲得没事她还跟我在线上犯贫。用文字聊天，可以发现她掌握的北京方言词汇量巨大，倒弄得我这个在北京出生的人像野的。另外，她在线上说话胆儿更大，我有去语她有来言，一捧一逗，相得益彰。事后看对话纪录，自己都觉得精彩，比报纸好看多了。她说：“你应该跟我师傅组对去说相声。”我说别，我可不给你师傅当垫背的。

李颖贪吃，04年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她就挎着她的另一半带我去宵夜。后来经常请我去的地方有簋街的重庆烤鱼、新世界的金山城和磁器口的担担面。我也乐此不疲，不时回敬她北线阁的满湘楼、朝外的吉祥鸟和后海的岳麓山。这期间我发现李颖跟其他女孩最大的不同，就是除了吃，穿戴方面从不讲究，成天跟我们一帮大老爷们混在一起，素面朝天不加修饰。后来听吴瀚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她临走前几个月，才有所变化。

那时候我总说李颖是80后的典型，没心没肺。但后来发现我错了。

当时按编辑条例，每到出报日，李颖都要拿小样给我检阅。其实我清楚，凭李颖和张奔斗这对组合，版面上是出不了次品的。但每到这时候，我也不得不打起精神做庄严状。这种气氛下李颖显得颇不自然，双手插裤兜里，咬着嘴唇，眼睛不知往哪儿看才合适。事实上，那时候我更担心自己说出什么让她不舒服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会随口说个段子，把局面搞得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李颖还好喝两口，酒后还吐真言。我就是在后海小酒吧里，知道了她的一些不如意。虽然当时劝了她，但没过心。觉得太平常了，谁都会遇上这些麻烦。

但我知道她身体不好，这从脸色上就能看出来。尽管她一直不停地打网球练瑜珈。每次报社体检结果出来，都会听到一些关于她身体有这样那样毛病的议论。一次，我见她脸乌青得厉害，就说：歇两天吧。她说：算了吧，我这身体不是几天能歇好的。

说到身体不好，我想起一件往事。0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她和老公开着车叫我出去宵夜，在明城墙边，与另一辆车发生剐蹭，本来没多大事，说两句就完了。令我意外的是，她突然歇斯底里发作起来，嘴里叫骂着，冲向对方作搏命状。我和她老公只好拉住她，极力劝慰她安静下来。十多分钟后，坐在簋街小酒馆的她神色恢复如常，席间谈笑风生。我又说了一句：你还是去看看医生吧，别憋坏了。她白了我一眼，没接下茬。

因为工作调动，后来我跟李颖不再属于同一部门。一起吃饭的次数逐渐减少，再见面时话也稀了很多。以至于我现在的回忆中，还是她两年以前的样子。

后来有一天她对我说：今天是我的大日子，祝福我吧。我问：跟你老公成正果了？她说：不是这事，从今天开始，我当了房奴了。我说：有车有房，牛啊你。她说：你怎么不说我没儿没女呢？

最后一次跟她吃饭，是07年夏天，她带着老公和另外一些同事到家里看我刚出生的女儿。在方庄吃完饭，分手的时候我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要一个？她回答我：暂时不提这个了吧。

李颖走了，之前没给我留过话，我问过她师傅，也没留。现在只知道，她失去了另一半，自己这一半也坍塌了。她在这个世界呆了28年，觉得不真实选择了离开。
大多数人认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有缺陷的，因为有缺陷，才显得更真实。李颖不认同这个观点，这是她跟我们的不同。

听吴瀚说，李颖离开之后，在她的电脑里发现下载了很多周杰伦的歌。我想，其中一定有那首《不能说的秘密》。

   我一直执拗地认为，1997年的那届国家队，是建国以来最强的一支足球队。即使他们在那一年表现得那么窝囊。

   前锋线：郝海东、黎兵、高峰、于根伟、李金羽；前卫线：曹限东、彭伟国、马明宇、李明、李铁；后卫线：孙继海、张恩华、徐弘、范志毅、魏群、吴承瑛。看看这些名字，全亚洲也难找出这么整齐的一拨人来。如果按事后说的那样，这帮人应该被定位于亚洲二流，他们就配取得后来那样的成绩。那我想，亚洲足球水平还真是牛大发了。

十强赛前，国家队在英国集训。戚务生突发奇想弄出了以前从未试过的“451”阵型，似乎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把几支英甲球队踢得找不着北。队长范志毅对着电视镜头发现新大陆似的一脸亢奋：“这个阵型好！球一踢到我们半场，主动权基本都在我们手里，对手根本攻不起来。这样比赛就成了由我们主导的半场攻防演练了。”由于分组避开了中国队平时最怵的日韩两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队完全应该从所在小组出线。

 1997年的9月，在一片乐观祥和的气氛中，我启程前往金州采访中国与伊朗的首场比赛。在开往大连的火车上，我与报社特邀报道中伊之战的金汕老师重点探讨的话题是：为什么戚务生经过1995年国奥失利、1996年亚洲杯惨败之后，仍能屹立于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在他之前，高丰文执教时间也不算短，而且也曾经历过北京亚运会国庆之败和吉隆坡的两个黑色三分钟，但好歹人家还把中国队带进过汉城奥运会。而徐根宝，在执教国奥队失利后，足协马上就给他找了施拉普纳这个洋替身。

 金老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重复反问：不用大戚，又用谁呢？

 在金州宾馆刚刚安顿下来，便有先期抵达的《人民日报》汪大召前辈告之：在这里，没人能采访到戚务生。你跟他认识？没用。他还管我叫哥呢。

 第二天一早，来自全国的上百号记者像一群猎犬满世界嗅着味搜寻戚务生和他的国家队。从金州到大连市区再到大连开发区，最后折回金州区。我们每到一处，都被告之：国家队刚刚离去。

 我们就像被红军牵着鼻子四处乱窜的白匪，最终一无所获还损兵折将――汪老师累趴下了。

 中国队当时下榻东方宾馆，我在门口数了数，守护的警力少说也有一个加强排。大多数球迷和记者只能在马路对面数楼层玩。这也是足协的防范措施之一：五星级的东方宾馆免费接待国家队，但对记者则以房价加倍侍候。当时，一般新闻单位财务制度大都正规而严格，大多数人在前台问个价码，便只能含羞带愧拖着行李另找睡觉的地儿。极少数南方媒体记者经请示领导特批后咬牙跺脚住了进去，结果发现仍然中了埋伏――到达中国队所住楼层，电梯门一开，迎接你的不是服务小姐而是数名彪形壮汉。他们态度坚决且极不友好地请你打道回府，这时候你提谁都没用。如若坚持，两名壮汉便一左一右直接将你搀下电梯，还一路送出宾馆大门。

 什么事干不出啊这帮缺德带冒烟的。

 往队员房间打电话，那头一听是记者当即掐断。接电话的是足协管理人员。打队员手机，手机上交了。上QQ、MSN？那年头还没听说过。

 当时只要有哪位神通广大的记者不知从何处探得一句半句消息，立马围上来一大堆认识不认识的同行。说谁谁放个屁都成了新闻了。

 我从当时的同事赵了了那里得知，他与从小穿开档裤的朋友江津秘密接上了头。江津告诉他，除了训练，天天开会。会议的密度超过了几年的总和。早上开下午开晚上开，问他今晚开会什么内容？他的回答总算给我们供了点料。复又问下午开会说的什么？江津磕磕巴巴说了个大概齐。再问上午开的什么会？回答完全记不得了。

 没事开个准备会，吓死一位是一位。

 9月13日，中伊之战开赛前两个小时，我总算在东方宾馆门口见到了国家队。当时场面蔚为壮观，被组织起来的和自愿掺和的送行队伍将宾馆围得水泄不通。人群被保安拦开一条甬道。第一个出来的是隋东亮，大概他没有想到外面会是如此热烈的场景，一口苹果刚咬进嘴里便当场愣住停止咀嚼，吐也不是吞也不是。数秒后低头急速冲向大巴，手里捏着大半个苹果，表情极为尴尬。其后出来的马明宇、范志毅、徐弘等，没有一个表情自然的。最后是戚务生，眼袋明显发肿，脸色也更黑了。

 那场面不大像是壮行，倒更像老少爷们上法场。

 2比4。比赛中范志毅对代伊的一次犯规被判点球，成了中伊之战的转折点。赛后，我跟几个大连记者一起找到助理教练迟尚斌。问他：迟导，这场球您怎么看？

 迟尚斌说：你们是要采访吗？

 不写。就是瞎聊。

 嗨，还不就是小范那个点球弄的，你们也都看到了，那球贴上去就行了，你拿肩膀拱什么拱？这下好，拱出事来了吧？小范就这个毛病，老改不了。还有那个谁和谁……

 老实说，我有些失望。一是当时这些东西没法写出来。二是我原本以为，像迟尚斌这样的专业人士，应该能拿出高词儿来对记者普及足球知识。您别混同于一般街头巷尾的球迷啊我的哥哥。更重要的是，这趟金州之行我算是白来了，其效果跟在家看电视没什么两样。

 此后，中国队在客场平卡塔尔，胜科威特，眼着着中国队又涨了行市，我再次来到金州。10月3日，凭借张恩华的一个头球，中国队击败沙特。这时候，中国队的排名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

 当天晚上，我第一次走进了东方宾馆中国队的楼层。心情不错的助理教练金志扬在电梯门口把我接进他的房间。这也是我在十强赛期间完成的唯一一个专访。

 和迟尚斌一样，老金也不谈具体的技战术问题。是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不方便谈？还是不屑于跟记者谈？对此我一直不解。但老金说的而当时又不能发表的话，至今我还记得一些：

 高峰就是没出息！他但凡争点气，中国队的攻击力完全还能上一个台阶。

 小区（楚良）也不出彩儿，一点状态全糟蹋在热身赛上了。

 你看那个XX，踢的都什么玩艺儿啊？今天上刘军，甭管人家水平怎么样，起码一看就是个标准的中场啊！

 于根伟将来非得倒霉在他那腿上，多好的球员啊，俱乐部愣是拖着不让他手术。这孩子完了。

 你问我能不能出线？我又不是算命的，我问谁去？

 有些事没法说，中国足球谁搞得清？

 十强赛结束后不久，迟尚斌和老金分别带队在亚俱杯和亚优杯上赢了球。我对马德兴说：主教练输了，助教赢了，你写一个？马德当时听了很高兴，说这个点不错。但不知后来为什么没做。

 中国队在我第三次到金州的时候葬送了最后的希望，2比3输给了卡塔尔。这一回，老金和大迟都闭门谢客。队员们也都像遭到霜的茄子，话都懒得说一句。这场失利，使我的第四趟金州之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似乎只是为了去开那个后来遭人唾弃了好几年的“定位论”扯淡会。

 10月底在金州，中国队在荣誉之战中赢了科威特，高峰进的球。

 国家队就地解散。回北京时我与国安队的符宾、李红军和天津的于根伟同机。符宾说要回河北老家呆一段。家在延边李红军说：我一个人在北京干什么啊？无聊死了。俱乐部又不让我回家。我问于根伟：你回天津后干什么？于根伟看着我摇头不说话。魂都没了的样子。

 到北京后跟朋友吃饭，遇到戚务生，他邀请我到所在包厢，进去后见就他们一家人。戚务生说，就自己家吃个便饭，都不是外人，随便点。此时的大戚和颜悦色，不停地劝酒敬菜。像变了个人。儿子戚震也在，我知道他在学校没少挨同学骂。

 那一刻，面对这个在不适合的位置上呆了三年的北方汉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都解脱了。我也解脱了。大连再漂亮，也架不住一个月去四趟啊。

        1995年1月的一个上午，睡过头的我在报社司机牛牛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中清醒过来，没漱口没洗脸连滚带爬拎着行李随他一路飙至机场。

在去昆明的飞机上坐定后，我对自己说，就等着那三个人的盛情款待吧。邱继红、段嵘自不必说，旭华杯上从认识到称兄道弟，也就用了不到一礼拜的时间。还有一位是他们云南队的教练，陆军六段。原籍长沙，还是我中学的学长。

　但我此行的目的是专访戚务生和他的国奥足球队。临行前瞿总再三嘱咐，一定要拿下传说中不那么好接触的戚指导。从破格允许我享受往返双飞的待遇便足以看出报社对这趟采访的重视程度。要知道，在当年除了出国，国内采访记者一般都只能选择火车作为交通工具。

　事实上，这趟活从一开始我就有些心猿意马。

　当天下午我就在海埂基地见到了戚务生和他的球队。我当时就意识到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一些。场地里的戚务生晒得特别黑，配上那张常备不懈铁青着的脸，让人顿生敬而远之的感觉。他痛斥队员的骂声更是让我震悚不已。这要搁别的事，我还就不受这份罪了。可我当时非常清楚，这趟差我要办不利索，回家瞿总那张脸更没法看。没办法，我试图腆着脸巴结他。说了什么谄媚的话记不清了，反正他没给我好脸。就送四个字“采访免谈”！

这就是戚务生最初定格在我大脑中的印象。后来在吉隆坡，国奥队首战赢了哈萨克斯坦队，我从电视里看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抑制不住痛哭流涕的样子，觉得不可思议。跟他私交甚笃的中国体育报记者张健以“铁汉柔情”四个字来形容他当时的失态，但更多的人指责他色厉内荏。

跟后来相比，当时的采访有两个最大不同：一是海埂没那么热闹。说热闹都过分，简直就是清寂。一支国家级球队集训，居然整个基地只有我一名记者，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二是信息极不通畅，当时除了一些包括国家队员在内的知名者，年轻球员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以至于我带着国奥队的名单到达海埂后，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他愣是对不上号。在头一天国奥训练后，队员们在楼下三五成群闲聊。我混入一拔球员中，先天南海北瞎侃了一通，然后直眉瞪眼问其中一人：“你贵姓啊？”对方很奇怪地看我：“你不知道？我就是最近炒得比较热，被拉德（当时国奥队顾问）特召进来的那个，我还以为又碰到想打听这事的记者呢。”旁边其他坏小子们一阵狂笑：“连谢晖都不认识也来采访！”弄得我臊眉搭眼很无趣。

远远地过来一人，隔着八丈地就指着哥几个开涮。孙建军捅捅我：“看看，我们队大美人来了。”杨晨，那时候就是年轻，星眉朗目，飒爽英姿的。满嘴京腔，举手投足尽显风骚。在基地，女服务员都爱盯着他看。

杨晨过来见有生人：“哟，这位谁呀？”我说我是湖南来的记者。“哦，听口音我还以为北京老乡呢。”我赶紧说我祖籍北京。“真的假的？那上屋聊去吧。”我求之不得跟他进了队员宿舍。几句话下来，亲热得跟几十年的老哥们似的。他很夸张地伸出巴掌要跟我握手，还说了些相见恨晚之类的话，我当即表白我也是恨不相逢未嫁时。激动之余，他从腕上撸下戴的韩国表要送给我，遭我婉拒后仍不罢休，直到我同意从他房间搬走一箱饮料才消停。

此时的杨晨跟几年后我再见到的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后来在国安队、法兰克福队和国家队，尽管对我仍不失热情，但提及有关足球的话题已是满嘴套话，出言谨慎。总之身上那股鲜活劲儿不见了。就象一锅饺子煮成了片儿汤，皮还在，瓤没了。多年以后，见到他的颜强曾评价说“整个一个普罗米休斯”，说的就是他那张已略显沧桑的面孔。

    蹉跎岁月物是人非，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跟他说戚务生这块骨头不好啃，回去交不了差。杨晨不以为然：“磨呗，泡啊，你反正没事就跟基地呆着呗。还怕泡不化他？”我说不行过两天就要出报了，再出不了活我都没脸回去了。他起身拉我往外走：“走，先到其他队员房间，我带你一个个跟他们认识，把他们搞定了，谅你们老板也吃不了你。”

朱琪、孙刚、张恩华、吴承瑛、申思、李明、刘越、周宁、曲圣卿、庄毅、谭恩德……这帮人后来在甲A都混出了名头。记得我把队长申思拉到楼下让他脱了外衣摆出各种踢球英姿，他听任摆布不厌其烦。人没出名就是好说话，这要在几年后，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事。

可我知道，我的目标始终是戚务生。媒体在很多时候是势利的，球员再配合，毕竟他们当时还什么没群众基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粉丝团。

第二天中午，围棋队邱继红和陆军教练请我在昆明市内一家餐馆吃水煮活鱼。一顿饭从始至终我食不甘味。打定主意实在不行就按杨晨的馊主意办，大不了不过这个年，在海埂跟戚务生死磕了。

吃完饭回到基地，我发现事情有了转机――电视里卫视体育正在直播韩国国奥队对现代队的热身赛，我喯儿都没打立即下楼冲进了训练场。戚导正指挥分队对抗演练，隔着老远指我：“你干什么干什么！”我拣着宝似的告诉他你们的主要对手正在打比赛正在直播，他马上把嘴里的哨交给助教陈熙荣，冲刺上了楼。不一会，三楼的一个窗口探出戚导的脑袋，冲我大吼：“那个谁！哪有比赛啊？什么都收不到啊！”我说我房间可以收到，您不嫌弃到我那儿看。我心说您进我屋架子总没这么大了吧。

在我房间，戚导喝了我泡的茶，抽了我预备好的万宝路，看完球走人。临了扔下话：“这次真不好意思，队伍组建时间短，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还有，你没事别去队员屋里串门。”

生气吧？有什么办法，没人拿枪逼你吃这碗饭。

好在当时有一个便利的地方――我跟戚务生住同一层楼。晚饭后我在自己房间筹划着最后的撒手锏。8点过了，我估摸着他饭也吃了牙也剔了澡也洗了该看会儿电视了，走过去敲门。开门后不待他发作，我拿出了此行的尚方宝剑――张俊秀张老爷子给他的信。当时老爷子在湖南莱孚队当总教练。来之前我就防着戚务生这一手，所以央告老爷子给我下了这道比单位介绍信记者证管用百倍的手谕。信写得不算短，但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关照这位没见过世面的小兄弟。我清楚地记得戚导快速阅读后叹了口气：“你厉害，把我老领导都请出来了。进来吧，想聊什么？”

都说足球圈是个江湖，这回我算是见识了。进门的时候没忘了骂自己：猪脑子，早这么干不完了，费那些事！

这次采访后，我再进队员房间聊天，戚务生已经是睁一眼闭一眼了。

踏实了，回家过年。杨晨带着哥几个送我下楼，嫉妒得恨不能把我撕巴了――他们必须在这里呆到年后。临走时哥几个问我：“你觉得我们有戏吗？”我没敢说实话。几天时间里，我目睹了他们跟广州青年队及湖南德海队、辽宁青年队的训练赛，得出的结论是：肯定没戏。我打小看球，从苏永舜、曾雪麟、年维泗、高丰文、徐根宝到施拉普纳，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故事都看八百遍了。更何况，除了谢晖、曲圣卿和张恩华，我当时并没觉着这支队里有什么出彩的人物。

不过，张恩华和孙刚对我说：“我们最好的前锋这次没来，那是亚洲一流的前锋。”

他们告诉我，这个人叫于根伟。

邱继红和他国际象棋队的弟弟邱辉用车把我接到市区拓东体育场，云南围棋队就驻扎在这里。当晚他们开车带我摸黑游了西山，下山后又找了个饭馆暴嘬一顿。最后我在段嵘那间充满异味的宿舍里睡了到昆明后的第一个囫囵觉。

离开昆明前，我郑重其事地交待邱继红：过两天国奥队要在拓东跟乌兹别克斯坦队踢热身赛，可我要留在这儿就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帮我写吧，反正你进去也不要门票。

三天后，因为我的不务正业，邱继红五段（当时），一名职业棋士撰写的足球稿上了《体坛周报》的头版头条。

1993年10月的一个早上，我被电话叫醒：“喂，臭小子，你不是喜欢围棋吗？”

打电话的是丑叔，我父母多年的朋友。印像中到我家吃过两次饭，听父母说他是一个什么厂的经理，在当时算是个有钱人。我没跟他说过几句话。这么多年过去了，丑叔长什么样我早忘了一干净。只是还记得他有个闺女，上我们家来过。听说除了疯玩，学习也不大靠谱。后来也不知怎么就混进长沙一家电视台当上了主播。平时看着也就是一般人，可一上荧屏居然也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成了精了。直到今天，我一看到电视上的女主播，立马条件反射般地想像这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以N倍以后的形像，都成毛病了。她闺女名叫丑茜。

“喜欢啊，怎么了？”
“我们办了个旭华杯，有不少国家队的名人，你来玩吧。”
 

赶到旭华大厦顶层，我看到了这些所谓的名人。邵炜刚、罗洗河、刘菁、段嵘、杨士海、邱继红、吴新宇等，反正在我看来个个都是腕儿。    
 

 要说这帮人里，当时腕儿最大的那就数邵炜刚了。一是年龄大，73年的。二是份儿大，前一年刚拿了全国个人赛冠军，参加了富士通杯。那年的富士通杯中国队输得那叫一个惨，足以载入史册。聂卫平讲话：“输得就剩条裤衩了。”哎，唯一进入富士通杯前8名的邵老大就是老聂说的这条裤衩。

邵老大当年在国家队还有个外号叫“狒狒”，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梳了个油光可鉴的大背头，手里老夹着根香烟，眼镜片后面的目光透着一丝矜持甚至冷漠。总之，基本姿色跟十几年后的今天没太大区别。我一直对他得此浑名百思不得其解：邵老大成天披挂整齐看样子一门心思想往绅士堆里钻，怎么看也不像个猢狲啊。跟他混熟后有人好意提醒我：别叫他外号，会翻脸的。这么多年我一直憋着没敢叫，但我后来听俞斌叫过，算是间接帮我过了把嘴瘾。

当年常昊王磊什么的都还没冒尖儿，聂马又是云端中人高攀不上。我一地方棋迷能现场观摩邵老大比赛，已然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小心翼翼端把椅子坐在旁边，大气儿都不带喘的。记得第一次看的是跟河南陈瑞的比赛，就是现在在天津开道场那个。

没想到，这玩艺儿还真跟现场看球不一样。看不懂，又舍不得走。坐那儿强撑着。就在我快睡着的时候，听到了哗啦哗啦收棋子的声音。

复盘的时候，见识了邵老大的风采。陈瑞一直在不停地念叨着“这里我要这么下，就好多了”，“那儿应该那么下，也远比实战强”之类的话。邵老大一直应以“嗯”、“你说的有道理”。直到陈瑞指着一个地方：“我这里拐下来的话，你全盘也没多少目。”邵老大这回憋不住了：“我是没多少目，可你的目在哪儿？指给我看看！”

 一个奇特的嗓音打破了两人的尴尬：“啊，两个臭棋，有什么好争的！”

这声音，怎么说呢？《茶馆》看过吧，里头那位宫里的，老想在王老板那儿买姑娘姓庞的那位，就那种音质。

侧目一看，端的是个人物。杨士海，绰号“杨懵”。懵懵懂懂，没心没肺。任人开什么玩笑都不带生气的。平生干的最牛的一件事，就是在1989年中日擂台赛上灭了被中国人称为“老虎”的依田纪基。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我从来没听他完整地叙述过一件事。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听他的话得在大脑里重新整合过滤后才能明白什么意思。

 举例说明：某次比赛中午封盘时我问他：“形势怎么样？”
 

“啊，下午搞搞心情就行了。”
“那是好还是不好啊？”
“啊，这棋有个够。”
“到底是赢还是输？！”
“啊，（对手）还不够我练的！”

这方面，有点像他的浙江队友马晓春。

话说回来，人都有两面性，谁都不是可以任意拿开水浇的死猪。杨懵这么好脾气的人，后来在他身上也发生了不少故事。从全运会事件到与浙江队领导翻脸，从离开国家队到远走香港。自始至终，他给我的解释只有一句话：有些人不值一提。

后来几乎失去了联系，直到2005年第一届丰田杯，经年不下比赛的他又干了件让人咋舌的事：把牛人张栩给淘汰了。几天前，接到他从香港打来的电话，那头的声音时而高亢尖利，时而莺声燕语。总之原汁原味没走样。跟随围棋队多年的韩语翻译李哲勇跟我说过：棋手个性太强了，别跟他们过分亲近，留神伤着自己。

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

就在这届旭华杯上，我跟邵炜刚迅速熟稔起来。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比赛，让我们之间爆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矛盾。关于这件事，暂且按下不表，以后再聊。

那段时间，我总是下午先到单位点个卯，然后匆匆赶到赛场。但不管紧赶慢赶，我总是见不到另一位神人的比赛。这位爷就是后来被称为“神猪”的罗洗河。原因很简单：他早下完了。有人告诉我，在赛场旁边的电子游戏厅可以找到他。

罗洗河成名很早，但当时还没出什么像样的成绩。那年旭华杯印象中打得也不好，谁都敢输。而且满不在乎，完全不拿名节当回事。我问过当时任湖南队并且同时担任国少队教练的梁鹤年六段，梁回答：正常，他就那样。一次跟我跟输了棋的段嵘在电梯里碰到他，他得知赛况后，冲段嵘一竖大姆指：输了好！输了牛！

直到几年后，我才逐渐习惯他的这种性格。而且还帮着他跟人解释：别觉着他怪，那是在往外冒仙气儿呢。跟罗洗河一起到长沙的还有“兔子”刘菁，来头也不小，后来的六大弟子之一。

但当年的他，给我的印象更像个猴子，坐没个坐相，站没个站相，恨不得骑人脖梗子上说话。听国家队带过他的大队员说，这小子打小顽皮，但不讨厌，机灵得紧。那时候在中国棋院，他跟罗洗河住一间房。真不知道国家队怎么想的，把这两个不着四六的家伙关一屋睡觉。

跟李豫川下棋，复完盘收棋子。旭华杯上用的是最老的那种应氏棋具，每颗棋子都能各归其位的那种。兔子鼓捣了半天，操作不当始终收不拢。双手一扔：不玩了！扭身跑开。棋子散落一地。决赛是邵炜刚对王煜辉。我到那儿的时候，发现居然没一个人观战。直到两人下完，这帮兔崽子才打打闹闹地从电游厅回来。兔子进门就嚷嚷：复盘复盘！我们要看！于是两人复盘，兔子又开始折腾王煜辉：啊？你还猜白棋啊？那两分钟认输不就完了！

今年，在北京一家韩餐厅，见到了已为人父的兔子。早脱胎换骨了。参加那年旭华杯的，没几个记得清当时的事了。即使冠军邵炜刚也不记得自己到底拿了多少奖金。后来段嵘跟我说，他就两个事没忘：一是有人管饭，二是有人给报销路费。

一年之后，我没等到第二届旭华杯。

又过了一年，我忍不住给丑叔打电话：“什么时候还有旭华杯啊？等着给你捧场呢！”

丑叔的声音沧桑了许多：“工资都发不出了，还搞那些破玩艺儿！”